70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与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左起依次为：周福民（理发员）、徐也夫（机要秘书）、吴洁、张玉凤（秘书）、汪东兴、吴旭君（护士）、张耀祠（中办副主任）、胡旭东（医生）、李志绥（保健医师）

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军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简称为“医疗保健工作”，或直接使用代称“保健”。这样的称呼实际上是一种暗称，与其保密性质密切相关。“保健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也都冠有“保健”二字，称为保健局、保健处、保健办公室等等。首长本人则被称为“保健对象”，而为领导个人安排的私人医师称为“保健医师”。根据保健工作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保健组织领导（行政）和具体医疗保健两个体系。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时期，有关医疗保健行政方面的事宜，先后都要请示傅连、黄树则、史书翰，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汪东兴等人，而具体医疗工作的主要领头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吴洁。

北京医院的内科是一个大科，也是承担“医疗保健工作”的主导科室。在50年代，除了父亲这个主任和他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高浴副主任外，还有苏联专家作为顾问协助管理，当时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直至苏联专家于1959年全部撤走后，内科的医疗工作才再次真正步入了“独立”。

承担院外医疗保健任务的，主要是首长个人的“保健医生”。对于每个保健对象而言，有些人患有慢性疾病，到医院就诊或住院治疗毕竟是短暂的，大部分时间治疗还是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之上。保健对象们离开医院后，所有治疗的延续及督促落实、病情的观察和治疗的调整，以及疾病的预防等日常管理，都需要依赖于保健医师。可以说，保健医师对于维护保健对象们的健康状况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健医师的配备，对于不同级别、不同病情的保健对象而言，分别实施“一对一”、“一对几”甚或“几对一”。如最初的“傅连办公室”和随后的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的医师，就是一个医生管几个人，甚至数十人。1951年以后，中央五大书记的医疗保健工作实施的就是“一对一”，并逐步扩展到更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个世纪到了60-70年代，根据病情需要，一个医生忙不过来，况且还需要老带新，有时保健医师就增加到2-3人（专职医疗小组不包括在内），也就是“几对一”。这时往往是以老资格的保健医师为主导，其他医生协助其工作。

北京医院第一号医疗证由毛泽东持有

1952年以前，北京医院除担当党政军领导人的医疗工作外，同时还承担百姓的医疗。1952年以后，医院改为专门从事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医疗工作。北京医院第一号医疗证的持有者就是毛泽东主席。但他的身体一般比较好，从来没有来院就诊或住过院，就是有病，也是在中南海住处解决，直到病逝。

上个世纪50-60年代，内科管理的病房包括三楼、一楼和东楼。其中的东楼，以前称“东房子”，始终作为传染病病房。地方部级以上、部队上将以上的病人，包括高级民主人士以及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被安排在老德国医院病房楼的三层，与一般病人分开，统称“三楼病人”。这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统称。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患病后则被安排住在“三楼西”。

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司局级和军队少将都安排在一楼，曾有一名少将开玩笑道：“首长（手掌）住三楼，脚掌住一楼。”

尽管北京医院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有多次变化，但三楼作为最高级别领导干部的病房始终没变，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新干部病房楼的落成为止。因为其特殊性，分配到三楼的医生，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尤其是三楼西，不是所有的医师都能随便去的。

父亲作为内科主任，需要主持整个内科的医疗工作，每周定时到各病房查房。他到了哪个病房，就由哪个病房的所有医师全程陪同。出于工作需要，他的工作重点始终都在三楼，尤其是三楼西。所以，父亲所接触最多的病人，除了国家领导人外，多是地方部长以上和部队上将以上的“高干”。

数十年来，很多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名人和外国领导人都曾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也都曾在三楼西住院治疗过。正因为如此，不仅保密工作要求极为严格，对医务人员的要求也非常高。父亲和他的团队的医生们，一天到晚就是一心一意地看病，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地认真和负责任，只求不出任何差错，不留任何遗憾。

任弼时凌晨家中突发脑溢血，中外专家全力抢救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领导干部多数年纪还不是很大，正处于壮年，虽不可避免地可能出现各种恙疾，但总的来说医疗任务比起60年代以后相对轻松得多。谈到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首推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随后的中央常委们的医疗保健。军委卫生部和随后的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及设在中南海的保健领导机构对此一直都非常重视。

建国始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是医疗保健工作的主要对象。其中，任弼时一直身体不好，患有包括心脑肾系统在内的动脉硬化症、严重的高血压以及糖尿病。建国后，因为新政权对旧政府遗留的医学专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技术上还不甚了解，相比之下，更信任“苏联老大哥”。所以，在任弼时的医疗上，更倚重的是苏联专家，父亲等专家只能退到辅助地位。斯大林曾为任弼时的医疗问题，专门委派了一个医疗专家组来中国。任弼时也曾到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诊治。

1950年5月底，任弼时病情好转后回国。一些苏联专家也随同到达北京，作为他的主治医师。也正是在这前后，父亲第一次因为任弼时的医疗问题，有一段时间未回家。

1950年10月，任弼时由于一段时间的过度操劳以及前一天研究朝鲜战争的战局，晚上没有休息好，25日拂晓在景山东街的家中起床时，自觉头痛不适。当时，军委保健委员会还未给他安排专门的保健医师，而对于居住在中南海以外的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都由该委员会的医务人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