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号荆石，明神宗万历十二年至十八年（1584-1600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五月 （1593-1594年），任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任职时间前后共5年多。卒后，赠太保，谥文肃，赐葬，敕建专祠。

王锡爵

王锡爵据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元代时，王锡爵的祖辈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迁徙至今太仓浏河。王锡爵为太仓琅琊王氏第十一世孙。相传，王锡爵出生时，正巧有一群喜雀飞集其家院宅，因古时“雀”与“爵”通假，遂起名锡爵。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祭酒、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二年（1584年）拜礼部尚书兼文渊图大学士，参与机务。曾疏请“禁谣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等六议，为万历帝所采纳，并受褒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入阁为首辅。他力请罢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瓷等专门为宫廷制造高贵奢侈品的机构，要求减轻云南的贡金和赈济河南饥荒，都得到许可施行。次年，因“争国本”中首肯“三王并封”遭朝中非议，辞首辅。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再次被征召入阁，凡三辞，皆不许。离职后，朝廷对他恩礼不衰，加赠太子太保，进建极殿，赐道里费。卒后，赠太保，谥文肃，赐葬，敕建专祠。王锡爵的曾孙王炎在清代也官到大学士，因此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锡爵子王衡和孙王时敏又荫赠一品，因此，又称为“四代一品”。

王锡爵，万历五年升詹事府詹事，并兼管翰林院、充任掌院学士。此时，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提出“夺情”之议（即可以在职居丧不守孝），与封建思想不符遭到众臣反对，神宗却对翰林编修吴中行等夺职并廷杖，王锡爵求情皇帝与张居正均无效，并送礼为他们充军饯行。

锡爵于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不少-联名请张居正回朝，而他拒绝签名，却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王锡爵故居所在地

万历十二年，守丧期满，神宗命他拜礼部尚书建文渊阁大学士，因当时的首辅申时行被太仆寺少卿李植借选寿址不妥-申时行，实为预谋力推王锡爵任首辅，但王锡爵不为自己的门生李植与之呼应，也不因张居正有宿怨而大张挞伐，取申时行而代之。却反上疏论劾李植，神宗批李植等降三级。

在长达十几年的争“国本”中，神宗出尔反尔，最后，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长子、三子、五子），正好合符神宗“立嫡不立长”“等待皇后生嫡”的想法，消息传开举朝哗然，众臣认为被皇帝戏弄，对王锡爵愤怒。光禄寺朱维京上疏反对遭到革职充军，工部主事乐元声当面斥责，庶吉士面呈信规劝，使王锡爵有压，终劝皇帝收回成命。后又因皇帝意向推迟册立太子的风波，王锡爵再三工作才算同意在册立前出阁讲学。

万历二十一到二十二年间，王锡爵提出皇宫内库银以赈灾（河南饥荒），罢除扰民的江南织造，减少对云南的贡金征派。此时正值考察-，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郎中-星锐意澄汰，王锡爵的亲信也在其中，王求情未允，又遭左都御史李世达上疏攻击，向皇帝诉苦后皇帝将吏部尚书孙鑨罢官和考功郎中-削职为民，-使他威望大减，并不断受到-，尽管上疏自辩但令他不得自安，终于提出请辞。

万历二十二年，回到太仓归隐却难以摆脱是非纷扰，如神宗怠政又被-们连章累赎抨击皇帝，为此请王锡爵复出，但王锡爵呈密疏：“再有这样的奏章一概留下，不要理睬，就当作禽鸟之音而已“。这个密疏一漏，大臣哗然，个个气愤不已，成为众矢之的，他自知理亏，也不再自辩而闭门谢客，修身养生，虽几次神宗请他出山，均力辞。

个人品行

斥责张居正贪权不孝

万历五年（1577年），王锡爵以詹事掌管翰林院。是年九月，宰相张居正父亲在老家江陵（今湖北江陵）逝世。按照封建礼仪，父母去世，儿子自闻丧之日起，应马上离职丁忧守孝27个月，期满起复。期间，如果皇帝特别指定，不许离职，称为“夺情”。当时，张居正自以为握权已久，各项改革正在推开，恐怕一旦离开，他人将乘机陷害，所以谋留位，于是“夺情”任职。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等一大批人上疏反对，-张居正“谋位忘亲”。但“夺情”是经皇帝同意的，因而将遭“廷杖”处之。王锡爵不顾淫威，邀请同馆10多人来到张居正面前说理，要求放人免杖。张居正不予理睬，王锡爵年少气盛，独自造访，严厉斥责张居正贪权不孝。吴中行等人遭到廷杖毒打后，许多人都吓得不敢再多事，纷纷回避；而王锡爵则亲自扶起吴中行号啕大哭。翌年三月，张居正回家乡安葬父亲。刚走，九卿大臣因慑于张居正的威势，马上急忙上疏请求皇帝召还张居正，并-上奏，而王锡爵则“独不署名”。不久，即乞省亲离京还乡。张居正是个记仇的人，于是对王锡爵产生了不好印象，不予提拔。因此，王锡爵在家呆了6年之久，没人叫他出来为官。

憎恨结帮拉派“窝里斗”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王锡爵在家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当初，李植、江东之等与申时行、-等人闹矛盾，因为王锡爵与张居正不是一路人，所以李植、江东之等极力推荐王锡爵，想挤掉申时行。王锡爵看出其中奥妙，到朝后主动与申时行配合，并上疏排出李植等人，终于使李植等喜欢“窝里斗”的人全部被赶出朝廷，为申时行执政扫清了障碍。后来，又有一帮人准备搞倒首辅申时行，其中好几个组织者是王锡爵主持会试时录取的门生，他们打算搞垮申时行与许国，即拥戴王锡爵担任首辅，曾多次直接去拉拢，王锡爵则表现出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肯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皇帝上疏称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王锡爵墓碑不许儿子参加会试

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获得第一名“解元”，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也中了举人。舆论都说主考官黄洪宪是拍马屁，有作弊之嫌，礼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饶伸联名论劾李鸿等，并涉及王衡，怀疑有舞弊行为。王锡爵是个急性子人，看了-奏章十分愤怒，连章申辩，语言激愤。饶伸此人认死理，复抗疏论劾。万历皇帝同意重新在午门外复试所劾举人，结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人人都叹服，而所劾举人无一人黜落。王锡爵恨极此事，便不允许王衡参加礼部会试，直到他去位多年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会试，王衡才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这既证实了王衡的才学，同时也表明王锡爵的坦白。

人物评价

王锡爵当宰相能以大局为重，勤政廉洁，敢于建言，勇于直谏。当年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到朝即提出“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6项建议。这些都是与关朝政的大事，都堪称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因此全为皇帝所采纳，并受到褒扬。他过于清介耿直，因而没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明史》概括王锡爵的性格特点，用了4个字“性刚负气”。性格刚直，应该说是一个人的优秀品德，难能可贵；但是，负气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特别是作为朝廷大臣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决不能感情用事。

王锡爵博学多识，著作有《王文肃集》53卷，附录2卷，《文肃奏草》23卷。王家富藏书，家有“赐书堂”，收藏书籍、书画甚富。又善书法，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称他“深于书。书尤深于唐碑。晚年犹悬碑刻满四壁。特不欲以书名耳”。

与申时行

王锡爵与申时行都是万历皇帝亲政时期的宰辅，两人同是苏州人，但他俩性格完全不同：申时行忍辱负重，甘当“和事老”，堪称苏州柔性政治家的典型，而王锡爵纯正直率，刚直负气。在苏州宰相中，王锡爵与申时行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有许多相同点：王、申两人同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一同参加壬戌科会试，一同参加殿试，同是一甲进士。申时行是一甲第一名状元，王锡爵紧随其后是一甲第二名榜眼；王锡爵虽然屈居第二名，但他是会试第一名会元。王、申两人同在翰林，两人同是万历朝的宰相，都官至首辅。

申时行于万历六年三月（1578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任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阁参与机务；七年十二月，加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九月，由太子少保晋太子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首辅），十二年九月，晋少师太子太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至十九年九月（1591年）致仕。王锡爵入阁比申时行晚了六年半多，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副宰相），次年六月正式入阁；十五年二月，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十九年六月归省；二十一年正月还朝，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晋太子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同年五月致仕。 两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昆曲，家里都养有戏班子，都有相当高的水平。

明末，苏州一带士大夫家蓄养戏班成风。王锡爵家的戏班请来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嫡传弟子赵瞻云和魏良辅的女婿、歌唱家张野塘指导，可见其档次之高。汤显祖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问世后，第一个演出该戏的便是王锡爵家的戏班子，演出达到了“曲尽其妙”之境界。而申时行家的“申班”则更胜一筹，人称是江南梨园之首。“申班”尤以演《鲛绡记》最佳最有名气，时有“申鲛绡”之誉。